梁建章，廣為人知的身份是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會主席，但近些年，他更喜歡自己的另一個身份——人口學者。 　　2007年，梁建章卸任攜程網CEO，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的人口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是人口老齡化越來越顯著；二是對于中等以上發達國家來說，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國內年輕人口的比例密切相關，老齡化將嚴重影響創新創業的能力。 　　隨后，梁建章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的指導下做經濟與人口政策研究工作，形成了自己在人口創新、政策改革方面的思想、觀點。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布。梁建章近日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就中國的人口形勢分享了他的看法和建議。 　　人口增速將持續放緩 　　《財經國家周刊》：你是一位企業家，為什么現在執著于人口經濟學這種宏觀問題，做這些研究是不是從企業經營需要出發？ 　　梁建章：真沒有從企業角度考慮，旅游行業是唯一不太受老齡化影響的行業，沒有很大的正面影響，也沒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老年人除非年齡已經很大或者身體不好不怎么旅游，六七十歲的老年人，身體好的話到八十歲都是旅游需求很旺盛的階段。旅游是一個老少通吃的行業，老齡化對我們的影響是相對較小的。 　　▲圖/IC photo 　　關注人口問題是因為我認為它是當今最重要的發展問題，過去一大發展優勢就是人口眾多，而未來的一個主要挑戰也是新生的孩子越來越少。 　　人口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最重要的基礎性因素，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但由于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所以一些人沒有認識到重要性，甚至還把中國人口眾多這個優勢當作劣勢來消減，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危機是人口萎縮。 　　我研究人口經濟學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介紹人口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二是破除廣為流傳的人口誤區，進而推動人口政策的早日轉變。 　　《財經國家周刊》：從你的研究來看，怎么判斷我國的人口現狀？ 　　梁建章：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人口增速持續放緩。 　　剛剛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等政策措施讓長期被抑制的二胎生育意愿得到釋放，2016年的出生人口顯著多于2015年，促進了出生人口出現回升，“二孩”生育率明顯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但也應該看到，從2017年到2020年，中國出生人口連續四年下降。而且由于多種因素綜合影響，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婦女數量持續下降。 　　按照這個趨勢預估，未來10年，處于22歲到36歲育齡高峰年齡段的女性將減少30%以上。所以，2020年以及未來幾年全國出生人口大概率還會繼續下降。 　　但由于過去在高生育率時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總人口的萎縮相對于出生人口的萎縮有相當長時間的滯后。雖然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國總人口目前依然在緩慢增長，在未來幾年才會開始轉折。 　　由2019年1465萬的出生人口可以推算，當年中國的生育率為1.46，但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都來自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堆積效應，如果去除掉暫時性的生育堆積，2019年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這個生育率低于歐洲和美國，也低于日本，與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及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同處世界最低之列。等到超低生育時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預期壽命基本穩定的情況下，一代人就會減少一半。 　　人口規模關乎國家經濟活力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這種下降趨勢不改變，會對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 　　梁建章：總體來看，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升高，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負擔不斷增加。這將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年輕人具有創新性，對新生事物更容易接受，從而能夠創造出科技、文化方面一些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技術。老齡化社會，隨著經濟增長下降，各個行業都在萎縮，機會就會相應減少。 　　比如，如果現在中國整個需求在下降，賓館是過剩的，沒有人會造新的賓館，那么新的賓館的技術就沒有試驗田，就會使得經濟固化；另外一個因素，老齡化程度加深后，延遲退休會讓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勞動力市場，資源越來越傾向于老年人，那么社會可能變得更加保守，創新創業也可能受到影響。 　　此外，人口少了，規模效應的優勢也發揮不充分，現在規模效應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在現代經濟中，人口越多，工業和服務業就越容易發展，生產效率越高，人均產值就會越高。人口密度越大，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就越小，而且人口越多競爭也會越激烈，從而反過來也會促進技術的進步。 　　《財經國家周刊》：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快速來臨，養老產業、康養產業發展很快，這些產業的發展能否解決老齡化問題？ 　　梁建章：這些產業發展起不到從根上解決養老負擔的作用，扶養老人大多是給他們造養老院、造醫院等，這些還是年輕人提供給老年人的服務。根本上看，年輕人少了，單個年輕人扶養老人的負擔會加重，只是社會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老年人的消費會變成社會的主要需求。不管是人口問題還是養老問題都很難通過產業來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上還是要提高生育率，人是最根本的基礎性。 　　▲圖 / 新華社發 　　不愿生，問題不在生育 　　《財經國家周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梁建章：生育率下降是所有國家經濟發展共同的規律，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后，人們生活的方式發生變化，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度提高，生育意愿就會下降，這是經濟發展的“副作用”。 　　上世紀90年代到00年代，中國生育率下降一胎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現在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主要是生育觀念、生育成本尤其是房價和教育兩個因素導致中國生育成本上升，所以生育率快速下滑、甚至到全球低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財經國家周刊》：那么還有沒有辦法改變出生人口快速下滑的趨勢？ 　　梁建章：還是能夠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去解決的。 　　比如北歐國家，他們也很富裕，也曾經經歷過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但是社會福利上去以后，生育率還是提高了，因為大多數人的本性還是喜歡孩子的，如果社會福利能夠做到生育孩子沒有較高成本、撫養小孩沒有很大壓力，人們還是愿意生小孩的，所以我覺得不是富裕就一定生育率下降，但是需要一個社會政策的改變把生育率拉回來，北歐國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哪些措施才能夠起到真正鼓勵生育的作用？ 　　梁建章：目前情況下，政策還是需要盡快轉向，要給有小孩的家庭創造各種各樣的條件，創造一個生育友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比如道路上方便嬰兒車，公共場合洗手間要方便帶小孩或者哺乳期的媽媽，讓你覺得帶小孩出去非常方便，這些都是很細致的問題。另外，財政上要大力傾斜，為生三個四個孩子的家庭創造各種各樣的條件，包括直接給現金獎勵。 　　▲2019年3月21日，廣東廣州，太古匯的環保洗手間因極具設計感被譽為“最酷洗手間”。一間間具有親和力的母嬰室。圖/IC photo 　　《財經國家周刊》：這些舉措需要大量投入，中國能不能負擔這方面的投入？ 　　梁建章：中國是世界上最有資源去鼓勵生育的國家，中國的投資和儲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曾經一度到50%，現在也有百分之四十多，比很多國家要高幾十個百分點，我認為至少可以拿出GDP的2%至5%投資于鼓勵生育領域。 　　鼓勵生育就是投資在人身上，我們現在的投資大都是建房子、建基礎設施、建各種各樣的園區等，這些方面其實已經差不多快飽和了，現在就是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的投資，去投資后代。中國其實是投資最高效的國家之一，有余力去投入。 　　鼓勵生育并不是強迫人生孩子 　　《財經國家周刊》：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高房價、工作壓力、教育成本等等一系列壓力之下，一些人不說孩子，結婚都不愿意了，這種情況下，你認為全面鼓勵生育，低生育率的現狀和趨勢會改變嗎？ 　　梁建章：鼓勵生育并沒有強迫任何人生孩子，而是讓所有家庭擁有自主生育的權利，每個家庭生多少個孩子，何時生孩子，都由這個家庭自主決定。一些人有不婚不育的權利，另一些人也有結婚生育的權利，包括多生多育的權利。而且只有既包容不生和一孩的家庭，又包容三孩和四孩的家庭，才可能讓平均每個家庭的生育數量超過兩個小孩，才能實現人口達到更替水平，即人口總量不減少。 　　這個其實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美國，歐洲也有相當多的人不結婚、不生孩子，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生三個和更多的，中國現在還在享受人口紅利，財力還是有的，但是需要下很大的決心。 　　值得關注的是，中央也作出了明確的方向性指導，“十四五”規劃提出了“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我認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需要包容三孩四孩家庭以及包容非婚生育孩子和單親家庭。此外，這份文件還提出了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這些措施都有利于鼓勵生育。我認為國家戰略層面已經認識到提高出生率的緊迫性，下一步需要從政策上下大力氣解決這個事情。（文章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