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新商機｜《財經》封面

在“共同”和“富裕”這個邏輯框架下思考投資機會，會發現諸多產業將迎來變革，諸多行業也將迎來新的增長空間

在“共同”和“富裕”這個邏輯框架下思考投資機會，會發現諸多產業將迎來變革，諸多行業也將迎來新的增長空間

封面設計/黎立

文 |《財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 | 王延春

2021年，“共同富裕”成為業界最關注的熱詞之一。這一熱詞背后，不僅是宏觀政策導向底層邏輯的變奏，也意味著經濟模式轉換帶來的新商機。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共同富裕示范區落地浙江。各地開始探索共同富裕的不同路徑。

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聚焦研究促進共同富裕，提出了系列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徑和舉措。此次會議也被外界稱為“變局的確認”。

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同時強調，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帶動力。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務政策制度體系，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在一些投資者和企業家眼里，一年來的宏大表述中蘊藏著投資商機。

華寶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李慧勇對《財經》記者表示，共同富裕涉及兩個核心，第一是“富裕”，要求一定做大“蛋糕”，提高生產力，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第二是“共同”，這體現了覆蓋人群的廣泛性。在這個邏輯框架下思考投資機會，會發現諸多產業將迎來變革，諸多行業也將迎來新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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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疆亙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王赤坤向《財經》記者分析，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居民的購買力增加，這對消費市場是巨大的機遇。隨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需求也將升級。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居民將不再滿足基本的吃穿住行，而是轉向更高的精神層次的消費，更健康、更舒適、更美麗的消費需求將出現。“在各路資本持續投入下，消費市場將細分產品、細分品牌、細分商業模式。消費市場隨之不斷升級、迭代，產生新的行業細分機會和市場紅利。”

《財經》記者調研中發現，當前，各路資本已經布局消費市場的新興領域和細分領域。風險投資公司——深圳市重湖投資有限公司就在密切關注消費市場的細分領域。該公司合伙人周兵告訴《財經》記者，公司當前正在關注國潮消費、健康環保消費、輕量化產品消費等領域的投資機會。據悉，該公司在高科技、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布局也不少。周兵表示，共同富裕要做大“蛋糕”就必須提高生產力，這意味著高科技領域，與公共服務相關的養老產業等都是較為確定的投資方向。

興證全球基金研究部副總監董理說，“共同富裕背景下，要尋找那些跟時代站在一起，在未來的10年至20年時間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強支付能力的板塊，尤其是其中的優秀公司，與它們一起成長。”

《財經》記者采訪的投資界人士普遍認為，共同富裕是一個復雜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涉及各個市場、各類政策的調整，也涉及各領域的人群。在政策調整以及格局重塑的過程中，各行各業轉換中，新商機應運而生。比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將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產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鄉村振興的推進將給農村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鄉村的多元價值有待資本挖掘；區域間的協調發展、互相幫扶將使經濟欠發達地區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市場機制的完善、反壟斷的加強將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在投資人眼中，理解共同富裕的底層邏輯和內涵，才能發掘出新商機。

共同富裕背后的投資邏輯

共同富裕背后的格局重塑將給投資界帶來怎樣一場長期的資本盛筵？

李慧勇告訴《財經》記者，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基礎的表現就是讓所有人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平等的生存環境，這意味著對人的基本權利與基本保障方面將加大投入，與之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環保、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以及民生基礎設施領域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住房是人的基本權利。雖然不少地方的房地產行業在2021年經歷了艱難時刻。但房地產市場的基本面并沒有改變。住房需求依然旺盛。當前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9%，仍處在快速城鎮化階段，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1100萬以上，就將帶來大量新增住房需求。

在李慧勇看來，共同富裕其實為房地產企業提供了新的機會。例如，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住房供不應求，未來國家在保障性租賃住房、共有產權房、人才公寓等保障性住房方面將加大投入，這或可成為房地產企業轉型的重要方向。同時，能夠提供高質量物業服務的房企也將迎來發展機遇。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不僅要滿足人民的“物質富裕”需要，也要滿足各種“精神富足”需要，如享有政治權利和依法參與政治的民主需要，參與文化活動、享受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文化需要，享有公共服務、接受教育、充分就業的社會需要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教育公平提出：讓每個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對共同富裕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提法：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的機會。

因此，共同富裕不是簡單地分配財富，而是要給所有人創造財富的能力和機會，加大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以賦能人力資本，加強社會組織以賦能社會資本，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正是因為經年已久教育界傾向于精英階層，廣大中低收入階層上升的通道被堵塞，導致階層固化，因此，“雙減”政策雷霆祭出，教育的均等化得到專注。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團隊的研究顯示，21世紀以來，居民的社會流動性開始放緩，機會不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凸顯，貧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寒門難出貴子，低收入群體翻身進入高收入的可能性在降低。

同時，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相對明顯。2010年至2015年，調查子女與父母職業收入的關聯性得出，當父輩是農民時，約47%的子女未來從事的職業仍是農民。當父輩是高技術人員時，其兒女從事與父輩相同職業的占比為43.2%。

針對這一現象，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表示，要解決社會階層流動性放緩的問題還是要依靠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

國海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樊磊認為，教育均等化給教育行業帶來的機遇是多方面的。例如，國家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將加強，對城鎮落戶農民提供高質量的基礎教育將加強，這也意味著為學校提供師資培訓、教學設備、教學工具以及部分教學內容的企業可能獲益。同時，社會對于素質教育的需求將上升，體育作為最重要的素質教育，很有可能成為大產業。此外，職業教育也將是重要的投資賽道。

據悉，投資界分析教育政策變革帶來的投資機會主要在產業工人的整體提升與換代，服務業的內涵與外延拓寬，都需要教育與之匹配，涉及數字化教育產品、在線教育技術服務、職業技能培訓教育、家長教育培訓等等。

隨著老齡社會的來臨，養老服務的均等化也將激發養老產業的擴圍。

周兵告訴《財經》記者，共同富裕意味著更好的社會福利，其中養老是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基于共同富裕還是基于老齡化的趨勢，養老產業都將是未來明顯的投資機會。“當前我們正在密切關注養老產業領域的企業，例如生產養老機器人的養老技術企業、能夠提供整套養老解決方案的企業等。”

數字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普惠的推動力，也將給各行各業、各個地區帶來新的商機。

李慧勇告訴《財經》記者，“共同”還意味著平等使用資源要素。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迅猛，而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資源。數據資源要素作為公共資源應該為廣大民眾所用，為民眾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就業機會，而不是被少數企業和部門壟斷謀利。

數字技術的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新模式新業態也將成為向廣大農村地區傳遞知識和信息、展示和銷售農村商品和服務的更有效渠道。利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農業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業，促進農村各類產業提升創新能力、提高生產效率、進行業態創新、改進客戶服務，從而帶動農民增收致富。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布局研究室主任李曉華在《數字經濟引領農民共同富裕新趨勢》一文中就詳述了數字經濟給農村和農民帶來的機遇。他表示，數字經濟將從多個方面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脫貧致富，包括促進知識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傳播，促進市場信息的雙向流動，拓展農村特色產品銷售渠道，帶動優質農資和消費品下鄉，為農民創造新的收入來源等。

由此看來，共同富裕不僅給各行各業帶來新商機，而且行業競爭的邏輯也將發生改變，對企業商業模式的預期也將發生調整。

在興業證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師張憶東看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以前的商業模式，無論是教育、醫療、房地產，還是金融、互聯網等行業都將產生改變和分化。

以房地產為例，過去是憑借著高毛利、高周轉、高杠桿，而未來則可能變成低毛利、低成本、低杠桿、高周轉的商業模式。“依靠制度紅利，傳統‘躺贏’型的商業模式將被顛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許多行業可能會面臨估值的重塑，它們的商業模式、增長預期也會重新調整。”張憶東說。

中等收入擴群帶來消費市場擴圍

共同富裕涉及不同群體的調節與平衡。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實現共同富裕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

橄欖型分配結構的主體為中等收入群體。當前，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事實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環節，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還是擴大內需、暢通內循環的戰略支點。對投資者來說，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蘊藏著巨大的投資機遇。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表示，到2035年，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可能會達到8億人，這樣巨大的市場是中國的機遇，是世界上任何一家生產高端消費品企業的機遇。

中等收入群體穩定的購買力和強大的消費能力將促進消費市場的巨大發展，長期來看必然會為資本市場帶來一些中長期的投資機會。在董理看來，比如原來老百姓沒有錢或沒有意愿在通信、電子、傳媒等領域支出，隨著收入提高會渴望為這些精神上的消費額外多支出一點。

有投資機構預計，與中等收入人群更有效率的購買力相對應，低成本的高質量產品、合理成本的高性價比服務模式將受到更多歡迎。例如小米公司的產品，名創優品的模式。“極致性價比”經濟模式將是未來共同富裕社會下主流的經濟機會。

招商證券分析師認為，“共同富裕”疊加“人口轉型”，消費行業的諸多細分領域值得投資者關注。例如，與消費升級、品質提升以及消費觀念轉變相對應的細分領域，包括休閑零食、奶酪、精釀啤酒、家庭清潔護理、口腔、眼科、毛發醫療、功能性食品、智能可穿戴設備等。

與逐漸走向職場的“Z世代”相關聯的新消費對應的細分領域，包括新式茶飲、國潮、醫美、劇本殺、潮玩、線上文娛、MCN等。與一人戶、兩人戶占比提升后的小型家庭消費相對應的細分領域，包括預制菜、復合調味料、外賣、創意家電、智能家居、新零售、寵物等。

當然，除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

李實告訴《財經》記者，實現共同富裕最難的其實是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按照相關調查數據，2019年，全國依舊有9億人是低收入人群，而在這9億人當中，約有7億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而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是農村的農民。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告訴《財經》記者，農民光靠種地一定是貧困人口，解決相對貧困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從種地中解放出來，通過各種辦法讓農民從事工商就業，比如自己做些小生意，或者給別人打工。如果解決不了工商就業，相對貧困問題也就解決不了。在許善達看來，實現工商就業需要一定的技能，而對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提升農民工勞動技能的重要路徑。

對于市場來說，這同樣也意味著新的商機。李慧勇告訴《財經》記者，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將是值得關注的投資板塊。此外，對于提高整體就業率來說，各類職業學校和技工培訓機構也將迎來發展機遇。

通過鄉村產業和區域經濟解決相對貧困

2021年6月10日，游客在浙江湖州埭溪鎮芳山村的“歸歟山居”民宿泳池內嬉水。圖/新華

按照現行標準，中國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人口，相對貧困人口還沒有完全消除。許善達認為，消除相對貧困人口也能夠促進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農民收入低的最直接原因其實是農村發展的落后。

一直以來，中國城鄉之間發展水平差距巨大。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原司長張紅宇告訴《財經》記者，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村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最大的短板就是農民的收入始終大大低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

202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834元，農村只有17131元，絕對收入相差26000余元，相對收入差距1∶2.56。

《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在巨大差距下，實現共同富裕的另外一個主攻方向就是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而這也意味著農村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在過去中國幾十年的高速城鎮化中，農村與城市的發展機會其實是不平等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上一輪的發展階段中，中國在土地利用和分配等政策方面主要以保城市發展為主，很多利益也以城市發展為主，這將導致鄉村的發展權利受限，鄉村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機會，農民的利益也得不到較好保障。

“我們的制度把城鄉互動卡死了，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只是單向地向城市流動，但城市先進生產要素流向農村的則比較少。未來，要推進城鄉共同發展，推動鄉村振興。”劉守英說。

當前，鄉村振興是促進農村發展的主要戰略。共同富裕背景下，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意味著各項改革和政策措施將加速向鄉村經濟建設傾斜。在西部宏觀首席分析師張靜靜看來，政策引導下，更多的資本要素流向農村，也意味著農村產業將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

據了解，農村可投資的產業潛力非常大。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在公開發言時曾提出，現代特色農業、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農村生活性服務業、鄉村傳統特色產業、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鄉村建筑業、鄉村環保產業、鄉村文化產業等九類鄉村產業，都應重點研究和關注。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農村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已經成為農業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數據顯示，農村網絡零售額由2016年的8945.4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1.7萬億元，規模總體擴大近一倍。2019年，中國鄉村休閑旅游業接待游客33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500億元。可以想見，未來隨著更多資本涌入農村，農村的各類產業將得到更大發展。

李慧勇告訴《財經》記者，農業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必然舉措，這也將帶來一大波商機。例如，現代化育種、現代化耕作、現代化病蟲害防治、節能灌溉、現代化農機具等企業將得到更大發展。此外，農業的深加工、農村金融體系完善也將帶來諸多機會。

周兵所在的投資企業已經布局鄉村振興。當前公司正在密切關注一家做農業無人機的公司，該公司已經獲得高瓴資本參投，目前正在沖刺科創板IPO。“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一定是需要科技支持的，其他與三農相關的科技公司同樣值得關注。”周兵說。

除了產業的差距，城鄉的明顯差距還體現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中國農村地區交通、水利、環保、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明顯滯后于城市，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同樣差距巨大。

對此，市場認為，在共同富裕背景下，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水利水電、衛生環保、燃氣、污水處理、農村現代物流、軌道交通、建筑、光伏等行業是值得關注的景氣賽道。

據了解，“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十四五”規劃計劃投入7萬億元推進鄉村振興。另外，村民集體用地及宅基地的使用權有望入市交易其收入成為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這樣資本將激活農村市場建設。

除了城鄉之間，中國區域之間的發展落差也是商機潛藏的縫隙。

當前，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設是中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十四五”規劃綱要多次提到城市群與都市圈建設。幾大都市圈內，大城市發揮經濟輻射和產業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城市的協調發展，也輻射更多欠發達區域的人群共同富裕。

《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表示，“十四五”期間，城市群、都市圈有望在優化人口和經濟空間結構、激活有效投資和潛在消費需求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過去20年間，城鎮化新增人口65％流向了30個核心都市圈。62％的上市企業都聚集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北上廣深杭，五個城市產生了全國88％的獨角獸企業。未來，都市圈將創造全國70％左右的GDP、80％左右的就業。

除了城市群、都市圈的輻射效應，城市之間的相互扶持也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中央層面出臺多項政策引導相對富裕地區對欠發達地區進行扶持。有專家認為，在共同富裕背景下，這樣的政策也將更加密集，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發展機會。

2021年，區域扶持的相關政策頻出。12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滬蘇浙城市結對合作幫扶皖北城市實施方案》，這份方案旨在推進滬蘇浙城市結對合作幫扶安徽皖北八個城市。

2021年，新一輪浙川東西部協作也正式開啟，浙江省結對幫扶四川省新增加28個縣，共結對四川省68個縣。新一階段，在幫扶方式方法上，浙江將繼續發揮浙江特色和優勢幫扶四川。

例如，浙江將發揮浙商群體的產業優勢、市場優勢、技術優勢、資本優勢，引導民營企業家投身四川發展，推動實現四川與浙商群體的雙贏發展。

再例如，浙江將推廣在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治理、提升便民服務、建設數字政府等方面的經驗做法，積極推動四川省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助力四川提升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水平。這對四川來說，無疑是巨大的發展機遇。

其實，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省內的區域幫扶工作也值得全國借鑒。從2002年開始，浙江正式實施山海協作工程，“山”即以浙西南山區和舟山海島為主的欠發達地區，“海”即沿海發達地區和經濟發達的縣（市、區）。山海協作工程旨在推動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開展優勢互補的協作，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多年來，“山海協作”為浙江共同富裕打下了均衡基礎。

浙江的區域協調發展還體現在打造區域特色經濟方面。

記者了解到，在浙江，從市級到鄉鎮級都有特色產業。例如，地級市級別，有寧波的服裝產業、臺州的醫藥產業等。縣鄉鎮級別的特色產業最多，例如永康的五金、義烏的小商品、東陽的木雕、安吉的白茶、梁弄的燈具、湯浦的銅管、諸暨的珍珠、龍泉的寶劍，等等。

《財經》記者在浙江調研時了解到，浙江這種“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的發展模式已經造就財富的擴散效應。位于臺州市椒江區章安街道的東埭村就是臺州“一村一業”的代表之一。睡衣加工是東埭村的主導產業，全村4600多人、1400戶，幾乎家家戶戶都做睡衣生意，這里駐扎著數百家睡衣類公司，還有很多小作坊做睡衣訂單加工，自己當“小老板”。

“別看這些小作坊規模不大，但是每年的產值卻很高。即便是個體戶年銷售額最低也在幾十萬到百萬元，假如兩夫妻肯吃苦，一年盈利二十幾萬元沒有問題。”東埭村村委會副主任洪鵬告訴《財經》記者。

東埭村的睡衣產業經過近30年的發展，從面料、配飾到物流，具有較為完備的產業鏈。村民也創立了很多睡衣品牌。通過產業鏈連接，致富的漣漪在各個村鎮擴散。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這種發展區域特色經濟的經驗和模式可為各地所借鑒。開源證券研究所策略團隊認為，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始終存在，共同富裕導向下很重要的解決方案就是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的區域經濟。未來，優先促進省內優勢產業，發展特色經濟有望成為各地首選。這也將為各地發展帶來更多機會。

中小企業遇到好的營商環境就能吸納更多就業

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后，諸多企業發出向共同富裕靠攏的信號。

騰訊于4月宣布投入500億元到“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項目，隨后在8月又啟動投入500億元的“共同富裕專項計劃”；9月2日，阿里巴巴表示已啟動“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將在2025年前累計投入1000億元助力共同富裕。此外，美團、字節跳動、快手等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就共同富裕積極表態。在諸多專家學者看來，共同富裕不僅意味著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還意味著民營企業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其實，2021年，在最初對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話題的熱烈討論中，外界也有一些聲音和擔心：共同富裕是搞平均主義、削弱市場經濟嗎？甚至有人擔心，促進共同富裕可能意味著國家支持民營企業的方向發生轉變。

“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李慧勇告訴《財經》記者，共同富裕意味著一定要做大蛋糕，只有蛋糕做大才有分蛋糕的基礎，而民營企業是做大蛋糕的基礎力量之一。

2021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進一步明確了“做蛋糕”和“切蛋糕”的辯證關系。會議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

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事實上，民營企業不僅可以做大“蛋糕”，還能分好“蛋糕”。

在2021年12月18日舉辦的“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在接受《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采訪時表示，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民營企業不僅可以把“蛋糕”做大，而且可以使分配更為公平。系列研究和數據表明，市場化程度越高、民營企業越發達的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2021年12月18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 上，張維迎接受《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采訪時表示，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民營企業不僅可以把“蛋糕” 做大，而且可以使分配更為公平。圖/本刊資料

以2016年為例，市場化程度每提高一個點，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上升2237元。

研究還顯示，民營經濟越發達、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私人企業員工平均工資越高。仍以2016年為例，市場化程度每提高一個點，私人企業員工的平均工資可以上漲1826元。“分省份來看，更加有意義，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民營企業發展越好的地方，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越小。”張維迎說。

民營企業對共同富裕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這也意味著，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民營企業將得到更大的支持。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田軒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重要途徑，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國家將拓展配套制度，從市場準入、營商環境、減稅降費、金融市場服務等方面為民營企業提供多方面支持政策，促進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動能轉換。

此外，共同富裕背景下國家將會釋放各項政策紅利、制度紅利和市場空間，如碳交易市場的建立與完善，城鄉資源的雙向流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帶來的市場需求，鄉村振興帶來的投資機遇等，民營企業要認清趨勢，把握機遇。

當前，中國反壟斷正在深入推進。在田軒看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強化反壟斷，加強對“無序”市場的監管，規范市場秩序，其實恰恰是為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創造出了更公平、更優化的發展環境。

“創新不問‘出身’將不再是一句口號，以‘專精特新’為方向、擁有‘真本事’和‘硬實力’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將在更公平、更具活力的市場條件下，迎來‘隱形冠軍’新一輪的誕生周期。”田軒說。

其實，2021年以來，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持頻繁出現在各類政府政策文件和講話中。10月，工信部部長肖亞慶針對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問題回答媒體提問時曾表示，切實保障中小企業公平參與競爭，鼓勵、支持、引導中小企業健康發展，保護中小企業合法權益，著力破除各類隱形壁壘，消除影響公平競爭、妨礙創新的各種制度束縛，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推動大中小企業良性互動、融通發展。

2021年，在北交所設立的背景下，“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無疑是一個熱點經濟話題。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9月2日，證監會負責人就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答記者問時表示，將“著力打造符合中國國情、有效服務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資本市場專業化發展平臺”。

在業內看來，發展專精特新不僅是給中小企業找出路，給制造業找突破口，同時也是給年輕人提供上升通道，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環節之一。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銀行戰略研究部總經理楊海平告訴《財經》記者，對于投資者來說，一些能夠提供靈活就業解決方案的平臺，能夠吸納更多就業、代表做大蛋糕方向的專精特新小微企業、高新科技企業十分值得關注。

事實上，共同富裕不僅是企業的機遇，更是一次產業升級與變革的機會。

張憶東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窮，而是強調高質量發展，鼓勵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共同富裕政策落實的過程中，我們要看到傳統產業分化風險釋放之后的新機會，更要重視與科創相關的、那些中國要補短板或被卡脖子的領域，可能會產生超預期的效率改善，這些都是機遇。”

共同富裕實施的第一個目標是，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可以預見，這樣的宏觀邏輯下，一個創造共富的風口已來。